从14亿纾困到对簿公堂！华创证券与贵州百灵为何撕破脸？

纾困计划背后的权力博弈

在贵州股市中，贵州百灵与华创证券的纠纷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，这场起始于纾困计划的合作，却演变成了长达六年的恩怨纠葛，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法律纠纷，本文将详细梳理这场纠纷的来龙去脉,以及其对双方的影响。

纾困合作的初衷与背后故事

2019年，贵州百灵的实控人姜伟因投资项目失利，负债累累，决定寻求帮助，贵州百灵与华创证券达成了一项纾困计划，旨在通过股份转让和股票质押的方式提供14亿元的资金支持，华创证券作为纾困方，持有贵州百灵1.61亿股，占总股本的11.54%，华创证券还为姜伟提供了3.61亿元的股票质押融资本金，质押了贵州百灵1.1亿股股份。

双方在纾困协议中明确表示，不会谋求对方的控制权，打算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实现互惠共赢，纾困计划的存续期为最多5年，华创证券承诺通过市场流动性优化退出,但姜伟享有优先回购权。

纾困计划执行中的矛盾升级

纾困合作并未如期结束，反而演变成一场复杂的法律纠纷，姜伟指控华创证券在纾困期间掌控了贵州百灵的核心岗位，如公章财务等，试图夺取公司控制权，华创证券则反驳称，姜伟未按期履行回购义务,导致纾困计划无法退出。

姜伟未在规定时间内行使优先回购权，华创证券也未通过市场流动性退出，而是通过掌控核心岗位逐步扩大影响力，姜伟认为华创证券的行为违背了纾困基金不得谋求控制权的规定,而华创证券则坚称姜伟的违约是导致纾困计划无法退出的主要原因。

双方的诉求与证据争夺

在诉讼中，双方各执一词，华创证券起诉姜伟涉案金额高达17.61亿元，包括纾困本金和违约金等费用，姜伟则反驳称华创证券的行为构成“违约在先”，并向证监会举报,指控华创证券的行为违法。

根据协议约定，姜伟享有优先回购权，但并非强制行使，法律专家指出，优先回购权的行使取决于协议条款的表述以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如果协议使用“可”或“有权”等措辞，法院可能会支持姜伟的主张；而若使用“必须”或“应”等强制性措辞,则可能认定为义务性条款。

监管介入与纠纷的复杂性

在纠纷不断发酵之际，证监会和基金业协会介入调查，姜伟因涉嫌内幕交易和违反转让规定被立案调查，但调查仅涉及其个人的行为,不影响贵州百灵的日常经营。

华创证券在纾困期间阻挠贵州百灵引进战略投资者，导致多次合作终止，姜伟指控华创证券以“防盲目投资”为名，实则是为了维持自身影响力或谈判筹码，华创证券则表示,其行为是基于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判断和产业协同战略。

事件对华创证券的影响

作为贵州唯一的区域性券商，华创证券的声誉和风险控制能力备受关注，纾困业务曾是其重要收入来源，但近年来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，华创证券的收入和利润均出现下滑，此次纠纷不仅涉及高额资金回收,还考验其风险控制体系和法律合规能力。

纠纷的潜在影响与后续展望

这场纠纷不仅是两家企业之间的争夺，更反映了市场环境复杂性和监管政策的严格性，事件的最终结果将影响双方的财务状况和市场地位,尤其是华创证券的业务持续性和监管风险。

当前，双方的官司仍在进行中，涉案金额高达17.61亿元，胜负尚未分出，这场纠纷的背后，是权力博弈、法律争夺和市场风险的多重交织，如何化解矛盾、恢复信任,成为各方亟待解决的难题。